在财富两极分化背景下，富人财富的增值已经不会带来消费的增长，贫困阶层严重缺乏消费购买力，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长期萎缩或供给过剩。

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大幅度上升，使得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言而喻，这些政策转向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则有所不同。新兴产业不仅靠新技术支撑，更需要高科技人才的加入。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力量的影响，但更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在新世纪开始后，印度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继续扩大。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好事，但是对低技能劳动力未必是好事。

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比如疫情会不会反复、经济恢复状况如何、就业和消费的恢复程度怎样等等都不确定，面对这些不确定性，不设定目标给政府留下了一些政策空间。

报告提出今年一般国债新增1万亿，专项债新增1.6万亿，特别国债增加1万亿，加起来是3.6万亿。今年实现失业率6%的目标是比较困难的，因为3月份失业率是5.9%，4月份变成了6%。如果到了下半年疫情再次出现，全球经济肯定是一次W型的衰退。这次疫情使中国的一些产业链中断，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全球化不会转变为区域化、本地化？因为现在每一个产品都是世界制造，企业并没有动力只集中在某一个区域里采购产品。中央政府层面发行的2万亿国债应该重点用在保民生、保实体经济等等。

疫情之后，全球也不会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价值链，没有所谓的围绕着哪一个国家打造价值链的现象。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出现。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财政体制是中央对接省，省里拿到这些资金，再往下分。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产业链 。

所有的国家现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大家都在摸索，中国也在摸索。在疫情冲击下，需求下降，因为缺乏生产动力，供给也随之下降。我们要担心的是美国对我们的高科技企业的钳制，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想好应对办法。那么，我们今年的国债总规模就是7.6万亿。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哪些是他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下能做的，哪些是他必须得突破法律框架才能做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全球化就已经开始在调整了。

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的组装厂，但是不能说以中国为中心打造价值链。要想通过提供资金或者立法的方式让企业重回美国，必须经过国会的同意。

所以，CPI定3.5%的目标，显然是为了给刺激政策留有一定的空间。不定经济增长目标，给政府留下一些政策空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全年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大银行本身就不太愿意给小微企业贷款。例如中国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但因为没有需求，这个办法基本没用。我想这种状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情况有所好转，肯定要到下半年。所以，它不可能替代中国。

所以，这个目标比较实在的一个目标。大银行往往不愿意给小微企业贷款 只看赤字率，不能成为衡量财政空间很好的指标。

如果大银行要完成这个任务，他们的商业模式要进行大的改变。然而，特殊的转移支付就相当于要求各个市县先做出一些规划，省里同意后，向中央申报，中央直接把资金打到市县，不再经过省级这一层，我认为这是一种改进

但同时，对于邓小平先富共富的思路，近些年社会上、网络上却有一些误解，认为邓小平只知道让一部人先富，却没有重视共富。5.以改革有效制度供给为龙头带动分配制度、政策体系动态优化 发展必然具有阶段性特征，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需要适应客观发生的阶段转变，作出动态优化。

1.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创业创新 创业创新所引发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从根本上决定社会发展与支撑生产关系走向进步和升级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致富的过程不可能是所有人齐头并进，必须开明、务实地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部分地区、部分人的先富是为了更好地带动所有地区、所有人跟进的共富过程。发展是硬道理，要求收入分配一定要首先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视角处理好鼓舞、激励做大蛋糕创新发展的机制功能问题。他的看法是：先富共富的倒U曲线我们并不能坐待其自然而然形成，领导决策和政府能动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走通先富共富之路应掌握以下五项基本原则：一是以合理的收入分配激励创业创新。本来如此清晰，怎么会有不时出现的网上误解？不能不说，这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收入分配矛盾的凸显和社会心态的变化、网络时代和精神快餐时代人们诉求表达的情绪化特点等都有关系。

但只要把握好中国可选择的以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确定性，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巨大发展空间所支持的发展后劲，再经过十年左右时间，就有可能如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确立高收入国地位。随着全面小康的临近，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019年）已达到1万美元，居于世行标准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的顶部。

邓小平在先富共富框架思路这一重大问题上明确、简洁的表述，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种种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分配结果环节上的弱势群体，则需要再分配机制（二、三次分配）特别予以关怀和扶助。

目前，我们又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和已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明确地认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即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人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由此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分配制度体系的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可以有分配功能的不同侧重，但这一原则总体而言是追求以所有分配功能的系统化协调、互补来形成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者间的良性循环。而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呢？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

参考文献略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全面小康 。对于再分配、三次分配领域，需要更多侧重对市场竞争所形成结果的适当均平化调整，及与之对接的下一轮各相关主体起点的公平。

依此思想指引，在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的经济体如中国，必然应该顺乎逻辑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大力和卓有成效地解放生产力，也必定应当顺乎逻辑地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推动、鼓励人民群众、社会成员进入收入逐步提高的致富过程。在《邓小平年谱》中记载的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

作为拥有全球最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如期达到全面小康已无悬念：总量上中国的GDP（折为人均）在2010—2020年十年间会再翻一番，同时在社会政策托底层面，最具代表性的关键事项即十三五开局时农村区域还存在的七千万贫困人口，于精准扶贫的贯彻落实之中，将宣告全部脱贫。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邓小平理论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对应的其实就是以允许部分先富而必须走向共同富裕的先富共富战略设计框架。